作为长期关注中国足球政策演变与球员发展的体育分析师，我注意到许多球迷对2016年前后启动的球员归化计划抱有浓厚兴趣。那个时期确实是中国足球归化政策的酝酿与起步阶段，一系列关键事件为此后数年轰轰烈烈的归化浪潮埋下了伏笔。今天，博主就带大家回顾2016年准备与启动归化的那些球员，探究政策背后的逻辑与首批归化球员的命运。

2016年：中国足球归化政策的起点

2016年是中国足球归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。根据公开报道，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从2015年就开始与相关部委沟通归化问题，而2016年里皮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后，明确提出了“归化外援”的要求，这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了直接推动力。

在政策层面，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共同编制的《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（2016—2050年）》明确提出中国足球要坚持“包容共享，开放发展”，实施海外人才引进计划。这一顶层设计为归化工作提供了初步政策依据。

实际操作中，早期归化工作主要围绕具有中国血统的华裔球员展开。2016年，出生于葡萄牙的陈佳裕放弃葡萄牙国籍，成为建国以来第一位成功改籍的华裔球员，这可以视为中国足球归化试验的起点。尽管陈佳裕的职业生涯发展并不如后期其他归化球员耀眼，但他的身份转变具有开创性意义。

同时期，中国足协也开始与公安部门等部门探讨归化涉及的法律、体制和人口管理问题。上海纽迈律师事务所方正宇曾指出：“我们对于外国人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门槛并不高，但在实际的操作和审批过程却有很多困难”。这些前期探讨为2019年《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》的正式出台奠定了基础。

首批归化球员的代表人物

在2016年政策酝酿后，2019年迎来了首批正式归化的球员。这些球员可以分为两类：有中国血统的华裔球员和长期在中超效力的非华裔球员。

华裔球员开创先河

侯永永是这一群体中的标志性人物。这位挪威出生的中场球员于2019年1月31日由北京国安俱乐部正式官宣加盟，成为当时中国足球首位归化球员。他出身于挪威特隆俱乐部青训，15岁转会至挪超豪门罗森博格，16岁成为队史上最年轻的联赛出场球员。

李可同样于2019年1月31日加盟北京国安，并完成入籍手续。这位出自阿森纳青训的球员在英冠布伦特福德队出场149次，贡献12球9助攻。2019年5月30日，李可入选国家队集训名单，成为中国足球史上首位入籍国脚。

蒋光太则凭借其外祖父的广东籍身份，于2019年2月20日被广州恒大官方宣布加盟。这位出道于埃弗顿青训的后卫，在半年后取得中国护照，并于2021年3月12日入选国家队。

非华裔球员扩大范围

艾克森（原名埃尔克森）是首位没有华裔血统的归化球员。这位2012年就来到中国的巴西前锋，在2019年8月入选国家队集训名单，并在对阵马尔代夫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完成梅开二度。

洛国富（原名阿洛伊西奥）于2019年10月入籍，2020年4月29日首次入选国家队。在12强赛对阵沙特的比赛中，他打入一记精彩的凌空吊射。

阿兰于2019年9月完成归化，2021年5月首次代表国足出场，并在与关岛和马尔代夫的比赛中均有进球入账。

归化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挑战

中国足球的归化政策实施遵循了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尝试的路径，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多种挑战。

从探索到落地

归化政策从讨论到落地经历了数年时间。2018赛季职业联赛总结大会上，中国足协明确提出将出台相关政策，加快外籍优秀球员归化速度。到2019年，随着《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》的发布，归化工作有了明确规范。

俱乐部在归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成为推动归化的重要力量，分别操作了李可、侯永永以及艾克森、蒋光太等球员的归化事宜。据报道，仅在2019赛季，恒大就为归化球员支付了转会费、工资及安家费等费用约8.7亿元。

遇到的主要挑战

归化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。高拉特的情况尤为典型，他因中途被租借回巴西，不满足国际足联“连续居住满5年”和“在此期间职业球员注册不得变更协会”的规定，导致无法代表中国队出战。

德尔加多的案例也引发讨论。这位山东鲁能归化的葡萄牙球员，因曾代表葡萄牙国青队参加正式比赛，无法代表中国队出战，使得这次归化的价值受到质疑。

此外，像费南多因伤病影响，迟迟未能代表国家队出场，也反映出归化球员在状态保持和伤病管理方面面临的问题。

归化球员对中国足球的影响评估

归化球员的到来对中国足球产生了多层面影响，这些影响既有积极方面，也有值得反思之处。

竞技层面的即时提升

归化球员短期内增强了国家队的实力。艾克森、阿兰等前锋丰富了球队进攻选择，蒋光太则稳固了后防线。据统计，艾克森在国家队出场12次首发10场，打进4球；阿兰在7场国家队比赛中贡献3球1助攻。

这些球员的到来也增强了队内竞争意识，促使本土球员提高自身水平。一位不具名的国内前锋曾表示：“与归化球员一起训练和比赛，让我学到了不同的跑位和射门技巧。”

引发的争议与讨论

归化政策也引发了诸多争议。河南建业主帅王宝山曾公开质疑：“中国足协关于归化的很多信息都不透明，到底什么条件能归化？鲁能归化的德尔加多没有一点血缘关系，那他凭什么可以，这是谁给他批的归化？”

关于归化球员使用方式的讨论也一直存在。李铁执教时期对洛国富等球员的使用策略就曾引发广泛讨论，尤其是在12强赛期间关于归化球员出场时间的安排成为舆论焦点。

长期影响与局限性

从长远看，归化政策确实在短期内提升了球队实力，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的面貌。随着艾克森、洛国富等球员年龄增长（归化时已超过30岁），他们的职业生涯巅峰期已过，难以长期为国家队效力。

归化政策也未能实现带动中国足球整体崛起的预期目标。正如媒体评论指出的：“在轰轰烈烈地经历了一个4年的备战周期之后，中国足球又一次进入了原地踏步的状态。”

总结与反思

回顾2016年开始酝酿的归化政策及其实施效果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启示。归化政策作为中国足球发展中的一次重要尝试，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。

归化政策在短期内确实为国家队补充了即战力，部分球员在国家队比赛中也有亮眼表现。但受限于政策执行的一致性、球员年龄结构以及国际足联相关规定等因素，归化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。

从历史角度看，中国体育一直具有包容性发展的传统。正如学者指出：“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、海纳百川的民族，在漫长历史进程中，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，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，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。”归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理念的体现。

对于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，或许需要在归化政策与青训体系建设之间找到更好平衡。归化可以作为一种短期补充手段，但长远发展仍需依靠扎实的青训工作和完善的联赛体系。

不知道各位球迷对2016年开始的归化政策有何看法？您认为归化球员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？欢迎分享您的观点。